大陸「共同富裕」的寧靜革命

大陸「共同富裕」的寧靜革命

 2home.co  楊惟婷

莫聽穿林打葉聲，何妨吟嘯且徐行。

竹杖芒鞋輕勝馬，誰怕？一簑煙雨任平生。

料峭春寒吹酒醒，微冷，山頭斜照卻相迎。

回首向來蕭瑟處，歸去，也無風雨也無晴。

——蘇東坡《定風波》

一、大陸近億人口「精准脫貧」

大陸「改革開放」導入了「市場經濟」的經營模式，激發了創新、創業潛力，也幫助了一部分人擺脫貧困，但是市場經濟也留下了後遺症，即加速擴大貧富分化，這也是世界各國皆面對的「兩難」習題。

「脫貧攻堅」是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對全黨訂下的重大政治任務，要求在2020年「所有貧困地區、貧困人口實現脫貧，貧困縣全部摘帽，一起邁入『全面小康社會』。」為此，中共全黨動員全國資源，展開各種形式的扶貧工作。

2013年11月，習近平總書記在湖南省湘西十八洞村考察時指出：“發展是甩掉貧困帽子的總辦法，貧困地區要從實際出發，因地制宜，把種什麼、養什麼、從哪裡增收想明白，幫助鄉親們尋找脫貧致富的好路子。”就在十八洞村，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「精准脫貧」方略。

2021年是中共建黨100週年，並於2021年2月25日舉行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，領導人習近平宣佈，大陸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，現行標凖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「精准脫貧」，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，12.8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，區域性整體貧困得到解決。

根據大陸國務院扶貧辦主任劉永富2020年3月的說法，大陸的脫貧標凖包括收入、「不愁吃、不愁穿」和義務教育、基本醫療、住房安全保障，其中2020年收入標凖是人均年收入4000元人民幣左右。

而「精准脫貧」是強調全面建成小康社會，讓群眾生活水平長期得到明顯提高，並以體現大陸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。

大陸脫貧攻堅戰取得全面勝利，是否代表大陸已經消滅貧困？

依大陸媒體《三聯生活周刊》評論稱，大陸目前的貧困線標凖還比較低；即使現有標凖下貧困人口全部脫貧，將來也還有返貧的可能，所以這並不意味大陸已經擺脫了貧困。

大陸政治學者吳強亦指出，大陸現在大張旗鼓地慶祝脫貧，實際上是以生存權和發展權來代替國際社會對中國人權的要求。

當然，大陸推動「精准脫貧」取得的成就，可對世界減貧進程作出重大貢獻，亦可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減貧發展提供典範，值得各國深入學習和借鑒。但習近平總書記也指出，“脫貧摘帽不是終點，而是新生活、新奮鬥的起點。”所以大陸脫貧之後，要接續推進鄉村振興，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。而其更高的理想，是推進社會邁向「共同富裕」的境界。

二、「共同富裕」是解決「貧富不均」的溫和藥方

「共同富裕」是近期大陸市場最熱門的話題。

過去大陸的「均富」政策是允許一部分人先富有，再帶動其它人一起富有，利用開放私企經營、獎勵勞動、勇於創業的方式，逐步拉升大陸人均所得。不過當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規模後，必定出現物競天擇的汰弱局面，造成「貧富不均」的現象逐步擴大，這與共產主義理念相背離，因此是需要校正。

目前「均富」概念被提起、強調，主要就是近年大陸衡量國民收入差距的「吉尼係數」，正處於全球偏高水準。

即使近幾年來大陸利用「精准扶貧」等政策，使得貧富「收入」差異有所縮小，但仍保持在 0.46～0.47 的水準，明顯高於全球平均水準的 0.4。尤其，2013年～2020年高低收入比的平均值為10.64，在世界各國中也是屬偏高。

至於在「財富」差距方面比收入差距更明顯。因為財富累積的效應，使得財富差距往往比收入差距更嚴重，這是全世界的通則。
大陸財富吉尼係數從2000年的0.599持續上升至2015年的0.711，之後降至2019 年的0.697，但在2020年新冠疫情衝擊下又再度上升至0.704。2020年大陸財富排名前1%居民占總財富的比例上升至30.6%。

總之，雖然近幾年大陸的基尼係數有所降低，但仍遠遠高於歐美，大陸財富不平等問題比西方國家嚴重得多。尤其大陸中產階級也逐漸成為夾心餅乾，收入成長落後於高、低收入族群。

為了控制收入、財富不均的問題，大陸第十次的中央財經委員會首度提到未來要「共同富裕」議題，啟動「第三次分配」。目的就是促進社會公平正義，推動大陸人民的全面發展，使中國人朝向「均富」邁進。

值得留意的是，此次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「共同富裕」的社會主義校正方式，與傳統共產主義不同，並不是一種齊頭式的富有，而是重點是放在「公平性」，並要分階段推進，讓人民邁向一個「共同富裕」的社會—-亦即維持企業公平競爭、勇於創新、獎勵勞動的模式，但提供一個高品質生活、福利更健全的社會架構。

大陸初次「財富重分配」是以市場經濟為主導的「效率分配」，目的在使生產要素總體貢獻最大化。

第二次「財富重分配」是政府在公平正義等國家價值導向下的強制性「稅收分配」。
而第三次「財富重分配」是在向善、為公、樂施等社會價值理念的引導下，在政策鼓勵下，由市場推動的「社會責任分配」。

從近期大陸推出的監管政策來看，即在踏出「共同均富」的第一步，很明顯就是要這些大企業先還富於民，減少民眾在網路上面被無意收取的不當費用。由此也可以看出來未來施政重點就是著墨在降低房地產、金融、教育、互聯網等企業的利潤和壟斷，藉此降低這些壟斷性企業過去對民生和實體經濟所產生的社會成本。

另一方面，監管政策也在全力避免「中產階級陷阱」的發生。在經濟朝向高品質發展中，促進國民共同富裕，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之間的關係，並分配調整社會資源，擴大稅收、社保、轉移支付等福利政策，以確實幫助需要幫助的族群。可見，「共同富裕」的目標即是重要的國家級戰略。

當然「共同富裕」也象徵大陸加速擴大內需市場，民眾在達到均富之下，消費力一定能提升，消費市場必定蓬勃發展，而大陸的國產品牌在民族主義高漲之下，一定有機會成為新寵兒。
正如巴菲特說過，他投資大陸企業不在意這些企業能不能走入國際，只要有14 億人願意買單就足夠了。

三、「共同富裕」從產業競爭角度，運用「反壟斷」政策促進產業均富

大陸中央財經委員會將「共同富裕」理念納入十四五計劃之中，外界直覺反應就是人民所得走向均富，縮小貧富差距。不過，「共同富裕」的另一層境界即維揀企業的公平競爭，大家都有錢賺，都能走向「共同富裕」社會。

解讀近期推出的「反壟斷」政策，大方向就是要促進產業「公平競爭、均富」的意味，透過維護市場「公平競爭」，要求大企業不能利用自身優勢，壟斷客戶大數據，將產業進入門檻拉高，進而壓抑中小企業生存空間。

最明顯的就是對互聯網產業的加強監管。這個產業過去的發展模式是，新創出一個商業模式，吸引大大小小科技公司在當中競逐，運用各式補貼、燒錢搶市佔，直到最後贏者全拿，之後消費者即任由宰割。從電商、團購、外賣、短影音、共享汽車、共享單車….等都是如出一轍。

在這發展過程中就出現產業亂象，最有名的就是「殺熟」及「二選一」。
「殺熟」指的是同樣的服務和產品，利用壟斷客戶大數據，卻用不同的價格賣給不同的客戶，用經濟學來說叫「價格歧視」。事實上，企業可以利用這個機制達到獲利極大化。例如阿里巴巴 (9988-HK) 等大型網科企業，常被市場批評利用數據、演算法等手段，影響用戶作出選擇。

至於「二選一」則是拍賣或是電店平台針對平台內商家提出要求，禁止他們在其他競爭性平台開店或參加促銷活動。

當大陸政府意識到上述的不公平競爭將拉大企業間的財富差距，也將扭曲經濟發展動力，導致社會資源朝向這些「大到不能倒的企業」集中，當然開始大刀闊斧整頓產業秩序。
例如在互聯網產業發展最輝煌就屬阿里巴巴和騰訊，兩者透過燒錢建立起的高門檻，使得兩家公司各自建立起屬於自己生態圈的商業帝國，大陸排名前30大的App 中，逾20個都來自兩家龍頭，而中小企業順我者昌、逆我者亡。

其實，大陸近期強調反壟斷的時間點除了「共同富裕」的戰略目標外，也是搭全球「反壟斷」的便車。
例如美國聯邦眾議院司法委員會旗下的反壟斷小組2020年10月就發表一份400 多頁報告，直言批判Google、蘋果、臉書、亞馬遜四大科技巨頭透過「致命性的併購」重創競爭對手。而過去 Google、英特爾也曾被歐盟以壟斷之因，開出天價罰款。

此種「反壟斷」的目的就是在保障中小企業以及產業的創新能力，以及防止資源被大公司壟斷。尤其，各國政府皆希望從「新經濟」的互聯網產業中拿回主導權，保障產業內的公平競爭及中小企業的生存權。

因此，從此產業均衡發展的角度來看，大陸推動「共同富裕」的理念即是一個社會主義精神的「產業均富」理想。

四、「共同富裕」是對內「區域均富」發展、對外「工業強國」發展

「共同富裕」的理念，是從民眾「財富均富」出發，再擴大一層來看就是「產業均富」。若從地理層面而言，就是對內「區域均富」發展、對外「工業強國」發展，走向「地理均富」。

以當今最重要的半導體產業來看，若可以讓大陸各區域的科技產業皆能遍地開花，即可達成「科技均富」，各地皆能搭上「共同富裕」的列車。

大陸最早培養科技產業是從沿海區域出發，起點是深圳經濟特區，之後到鄭州，內陸則是成都，連貴州的山洞皆能發展成雲端中心。至於上游的IC設計端則是杭州、上海、北京、深圳等城市位居前茅。

隨著大陸「全球代工」事業從紡織進步到科技產業，半導體就成為大陸政府的產業發展重點之一，因為大陸每年晶片採購金額更高於原油進口金額。
特別是自2018年起美國針對華為祭出一連串封鎖，從5G設備，到晶片製造的封殺，更迫使大陸將半導體產業發展放在首位。

目前大陸計劃投入10兆人民幣，「彎道超車」發展第三代半導體產業，規畫在「十四五」的最後一年，也就是2025年，大陸半導體產業要達到70%自給自足的能力，而2020年大陸這個比率只有約16%。而且這個16%的比率中如果以公司總部設在大陸的企業來計算，其實只有接近 6%，意思就是剩下10%是由在大陸設廠的國際企業，如台積電、SK海力士、三星、英特爾等貢獻。

所以姑且不論大陸半導體產業要達到70%的自給自足率是否包含外資在大陸設廠，但從16%在五年前提升至70%，這已是一件幾乎不可能的任務。
若依IC Insight預示，2025年大陸半導體產業自給自足比率可能只會來到20%，當中的因素與歐美國家的限制技術出口有關。

不過為了配合大陸中央政策，已有不少省份紛紛宣布興建科學園區，從事半導體產業發展，而現階段在大陸已經有超過160個科學園區，散佈在各地。

但大陸過去不斷投入大筆補貼金額刺激之下，大陸半導體產業的發展仍是有些收穫，例如成熟製程晶圓代工的中芯半導體，雖然無法與全球頂尖的代工廠－台積電、三星相提並論，但技術上的差距已經漸漸縮小。

此外，在半導體設備廠方面—-如中微 (688012-CN)，在遭美國列入黑名單之前曾是台積電的設備供應商，顯示中微的半導體設備也是具備一定水準。

所以，整體來看，大陸半導體產業的成長仍是有目共賭，在「十三五」期間半導體產業的年均成長幅度約20%，是全球同期的四倍，似有鴨子划水之態。

當然大陸半導體產業仍在起飛期，後面還有一大段路要走，例如大陸半導體產業還有不少的困境要突破，如產能規模小、技術層次不足、缺乏相關生產設備等，再加上美國開始處處限制大陸半導體發展，使得大陸半導體技術要在短期突飛猛進更是困難。

但不可否認的是，大陸半導體實力是逐年與歐美各國在拉近中，這從地理層面上來看，也是大陸想在科技領域與歐美等國達到「均富」的另一個意念。

五、「共同富裕」是推進「環境友善」均富

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登高一呼的「共同富裕」理念，核心除了人、企業、區域平衡外，「環境」均富也在「共同富裕」的意象中。

亦即「共同富裕」的理念，是從民眾「財富均富」出發，擴大到「產業均富」。再從「區域平衡」層面，再擴大到「環境均富」。也就是在發展經濟過程，降低環境污染，走向「環境友善」均富。

大陸目前屬於已開發國家，重工業的發展仍是推動經濟成長的主要引擎之一。而發展重工業首選之地不是接近礦源、就是海運便利的地方，正如河北唐山就是大陸鋼鐵業的重鎮。

但發展重工業的地區與其它地區相比必定伴隨著高污染的副作用，因此要如何在經濟成長下減少環境污染，以達成「環境友善」均富，「技術創新」與「節能減碳」就是不二法門。此亦是大陸十四五計劃中的戰略核心之一，即是習近平主席推出的口號：「讓中國在2030年前達到碳達峰，在2060年前碳中和」。

大陸對改善環境有著急迫性，主要因為其佔全球人口數超過五分之一，碳排放量在全球名列第一，遠遠高於歐美兩國總和。根據數據顯示，2019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達到342億噸，當中大陸以98億噸的排放量排名第一，第二名的美國則是排放約50億噸，第三名的歐盟則是排放 33億噸。

另一方面，大陸2010年～2019年碳排放平均年增率為21%，與同期GDP增幅相比高出超過一倍，面對日益惡化的環境，極端氣候頻頻在大陸各地出現，如近期鄭州發生千年一遇水患，使大陸意識到「節能減碳」的重要性。

而在大陸積極推動「節能減碳」之下，綠能、電動車立即躍升成為國家扶植的重點產業之一。

在綠能方面，大陸為加強能源轉型，「太陽能、風電」均可納入補貼範圍。同時大陸財政部也推出2021年可再生能源補助資金預算，達人民幣59.54億元，目的是為了提升城市使用再生能源比重。

同時大陸國家能源局也提出2030年風電、太陽能發電合計要達到12億千瓦的目標，意味著大陸新能源產業年度新增裝機規劃將首度突破1億千瓦，而2022年新增的發電裝機量，也將較2021年6800萬瓦增加近8成。

根據中電聯數據顯示，未來10年大陸風電、太陽能發電合計年均新增規模至少要達到7200萬千瓦，才能實現2030年12億千瓦以上的目標。而「十三五」期間，大陸風電和太陽能年均新增裝機合計約為6263萬千瓦，反映出在「十四五」期間，風電、太陽能裝機年增率至少超過10%。

另外就是「新能源汽車」發展，大陸在「十四五」規劃中明確提到產業發展要聚焦新能源汽車等戰略性新興產業。在政策的推動下，大陸本土汽車製造商比亞迪、吉利、蔚來、小鵬等企業都開始針對新能源汽車的研發和製造積極佈局。

根據大陸「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規劃 (2021年～2035年)」中提到，到2025年大陸新能源汽車的銷售量占汽車總銷售比重要達20%。

從中汽協提供的資料顯示，2020年大陸汽車銷售量達到2530萬輛。若未來大陸汽車銷售量以每年6%(約等同於GDP年增率) 的成長率增加，到2026年大陸汽車新車銷售量約為3590萬輛。

若以2025年新能源汽車銷售量的20%來推算，即可達720萬輛，而2020年大陸新能源汽車銷售量僅為130萬輛，意味著五年時間大陸新能源汽車銷售將成長4.5倍之多。

這對於大陸整個汽車產業鏈無疑是一大利多，從三電系統 (電驅、電池和電控)，再到充電、換電、馬達、發動機、傳動、煞車等零組件都可迎來新的商機。這汽車產業鏈再結合AI、5G、物聯網等產業，將打造出智慧城市，提升國民的生活品質，這從「環境」層面上來看，也是大陸想在透過科技技術，達到「均富」的另一個意念。

六、「共同富裕」是推進「教育平等」均富

大陸推出教育「雙減」政策，引起教改與資本市場震撼，但此也代表大陸教育改革進入深化期。

整頓校外補教業是此次教育改革的起手式，而如何強化公立教育體系、促進教育均衡，將是施政重點。從整治學區房亂象，到推動教師跨校、跨學區流動等近期推出的措施來看，一個更為公平的教育改革遠景正逐漸清晰。

1、補教機構、學區房亂象造成教育資源失衡

大陸教育資源分配不均衡的問題，長期而言對社會穩定不利，尤其補教機構、學區房亂象等教育不公平現象亟須整頓。

首先，依2020年的統計顯示，大陸義務教育階段的學校約20萬所，而校外補教機構總量高達40萬所，形成大陸中小學教育「雙軌」現象。

不僅如此，許多補教機構在學校搶生源，進行超前教學，嚴重衝擊學校教學規畫。一定程度上，教育變成家庭資源的「軍備競賽」，畸形競爭成為普通家庭的壓力來源，不僅損害教育公平，更帶來一系列社會問題。

其次，學區房亂象則與教育資源失衡形成惡性循環現象。

以北京16個市轄區為例，西城區、海淀區房價最高，與其優質教育資源的集中密不可分。統計顯示2020年北京大學入學考試共80位700分以上頂標學生，其中海淀區57人，占比71.25%，西城區有14人，占比17.5%。北京今年對這兩區執行了嚴厲的「多校畫片」政策，即一個小區對應多個學校，「買房」不再與「進入名校」畫上等號。

2、加強國民基本義務教育，應當是此輪教改的重心。

「雙減」政策是針對大陸近年「校內減負、校外增負」現象做出的重要部署。

事實上，在教育應試體制不變的前提下，一味強調「校內減負」，的確會造成「校外增負」效果，所以此次教育改革希望透過強化公立教育來破解。

望子成龍是華人社會的普遍現象，每位家長都希望給小孩更優質的教育資源，所以教育改革必須面對家長的期望。大陸正積極建立新機制，增加國民基本教育供給。如推動更多的教師跨校、跨學區流動，輻射優質教育服務；提升學校課後服務，以改變先前學生課後時間多被補教機構占據的現象；推進集團化辦學和城鄉學校共同體建設，整體提升學校辦學水準，加快縮小城鄉、區域、學校間的教育水準差距等。大陸未來應該還會發布更多政策，進一步促進義務教育的優質均衡發展。

3、優化評價才能對症下藥

健全評價體系也是此次教育改革的方向。考試固然公平，但「唯分數論」和「唯升學論」的極端化和絕對化，不利於學生的全面發展。大陸校外補教機構近些年來爆發式發展，與教育評價標準過度單一密切相關，正是分數需求催生了補教機構的野蠻擴張。改變教育評價機制才能對症下藥。2021年3月，大陸教育部等6部門聯合發布《義務教育質量評價指南》，希望能夠優化評價方式。

教育決定個人前途，教育制度決定社會階層流動的公平性，儘管大陸大學錄取率高達8成，但學歷主義盛行，名校的畢業薪資與名位遠遠高於普通學校，農村普通家庭出身的年輕人，考上名校是跨越階層、城鄉、地域的唯一途徑，因此把教育改革放在社會公平改革架構內思考，確有其必要。

快速變遷的經濟社會，讓民眾對未來的不確定性感到惶恐。俗話說，站在風口上的豬都能飛，父母都唯恐孩子錯過機會，面臨向「下流社會」沈淪的命運。布大陸家長爭相給孩子補習的最根本原因，就是不能讓孩子輸在起跑點，要抓住每一根浮木。

教育是百年大計，教育改革牽一髮而動全身，需要從上到下的系統規畫與重點突破。希望大陸這盤教改「雙減」大棋能展現釜底抽薪的規畫能力，不但可以學以致用，支援工業4.0升級培育出具創造力的人才，也能打破階層藩籬，讓社會流動更公平、國家可以長治久安。

七、一場沒有砲聲的寧靜革命正悄悄展開—-「共同富裕社會」

40多年前，大陸領導人鄧小平一句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」的號召，透過「經濟特區」試點，令大陸經濟得以迅猛發展。

大陸目前已有1058名億萬富翁，數量為全球之冠；但同時卻有6億人口的月收入不足1000元人民幣，貧富懸殊問題嚴重。

最近中共高層的北戴河會議結束後，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發出「共同富裕」的呼籲，矢志解決大陸「貧富懸殊」的決心，引起世人廣泛的注意。

8/17日中共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召開，主要議題即在討論促進「共同富裕」與防範化解重大金融風險兩大主題。
中央財經委研究的都是國家重大問題，並負責相關領域重大工作的頂層設計、總體佈局、統籌協調、整體推進、督促落實。這次會議公報釋放了很多關於「共同富裕」的重要資訊，受到各方高度關注。
此會議提出，要提高經濟發展的平衡性、包容性，加快完善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」體制。在收入上，要推動更多低收入人群邁入中等收入行列，壯大中等收入群體；加強對高收入的規範和調節，依法保護合法收入，合理調節過高收入；鼓勵高收入人群和企業更多回報社會。

當前，大陸已打贏「精准脫貧」攻堅戰，讓大陸近億人口擺脫了貧困線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，接著，就是要創造、壯大龐大中等收入群體，一起走進「共同富裕」的社會。
尤其此龐大中等收入群體，將能創造出全世界最大消費市場，亦即一個全球最大商機即將浮現，屆時全球各大品牌勢將傾全力策馬中原，一個屬於中華民族的「太平盛世」將騰空而出。

在此，要特別強調「共同富裕」不是傳統意念的「同等富裕」或「齊頭式富裕」，更不是社會財富的平均分配。正如中共中央財經委員會議所強調的，「共同富裕」是指全體人民的富裕，是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，不是少數人的富裕，也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，是要分階段促進「共同富裕」，除居民生活品質還需改善，精神文明和生態文明建設皆還有很大提升空間。

亦即，高品質「共同富裕」是要重點圍繞「兩高、三均衡」推進，即高品質發展和高品質生活，聚焦區域、城鄉、收入比較均衡。
大陸目前「城鄉」區域發展和「收入」分配差距較大，為此，要推進基本共同服務在城鄉區域之間優質共用，深入推進區域協調發展戰略，推進城鄉融合發展，不斷縮小城鄉區域發展差距，要完善先富帶後富的幫扶機制，不斷壯大中等收入群體，打造「橄欖型」社會結構，才能建立「共同富裕」社會。

以騰訊為例，在此次大陸政府宣布「共同富裕」理念後，騰訊立即捐出人民幣500億元，啟動「共同富裕專項計畫」，為鄉村振興、低收入人群增加收入、改善基層醫療體系、教育均衡發展等民生領域提供金援。

另外，8/24日拼多多 (PDD-US)，拼多多公司也宣布，為推動大陸農業發展，董事會已批准設立「百億農研專項」，承諾將第2季與未來潛在獲利(約投入百億人民幣)發展大陸農業科技。

9/2 日，阿里巴巴響應共同富裕計畫，也啟動「阿里巴巴助力共同富裕十大行動」，計畫2025年前注資人民幣1000億元推動「共同富裕」，積極響應大陸領導人習近平此前提出的政策。

阿里巴巴將設立專門的常設機構，促進十大行動落地，行動將圍繞五大方向展開，包含科技創新、經濟發展、高質量就業、弱勢群體關愛和共同富裕發展基金。

關於具體細節，阿里巴巴計畫設立科技產業發展基金，推動低度開發地區的數位化建設、扶持中小微企業、助推農業產業化建設、為年輕族群提供創業扶持計畫與職能培訓、加強弱勢族群服務保護、提升基層醫療能力等。

阿里巴巴還將成立規模人民幣200億的共同富裕發展基金，推動共同富裕示範區建設，為大陸實現共同富裕進行探索示範。可以想見，未來網科企業必須要去適應逐漸強化的監管制度。

總之，推動「共同富裕」社會，是為了解決大陸貧富懸殊、產業不公平競爭的「財富重分配」、是兼顧精神文明和生態文明建設「再平衡」的政策倡議，其採取「合理調節過高收入，鼓勵高收入人群和企業更多回報社會」的手段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這並非「文革式」的清算鬥爭，而是「大國崛起」的未雨綢繆，亦即在「富國」的過程中、兼顧「均富」理念的推進，透過不斷壯大中等收入群體，維護社會安定、鞏固領導階層，畢其功於一役。當然，這也顯示出，目前席捲大陸的企業整改浪潮並不會僅局限於高科技行業。

事實上，大陸近10年來以民營科技企業之先行角色，已憑藉「網路新經濟」在14億人口市場中牢牢占據一席之地，並維持良好形象。當然這些壟斷性的龍頭企業在整改浪潮過程中首當其衝，造成龍頭企業的盈利會因此縮水，也對於未來私營經營環境滋生了困惑、危機意識，一時陣痛難免。
雖然目前龍頭企業的壟斷性縮水，部分還利中小企業，但其實未來市場大餅可做大，大家可共享市場、創造就業。尤其，未來國企、民企之間可能走向截長補短、「混改」蛻變，當然這均衡點的拿捏，是藝術、也是成敗關鍵，而「反腐」是重中之重？

或許，打造這種具「烏托邦」的理想社會，只有在大陸具儒家思想「天下為公」的底蘊下，才得於嚐試、實現，尤其「財富重分配」一直是「資本主義」無力承受的重。或許，具有中國特色的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」，未來能為「弱肉強食、物競天擇」的「資本主義」社會指引一條蛻變方向。

八、跋尾—-美國要如何面對大陸崛起的事實？

雖然北京一再強調無意取代美國成為世界唯一強權，但如同過去的「和平崛起」一樣，很難取得西方世界的信任。

中美走進「修昔底德陷阱」，除了東西方價值觀與資本主義、社會主義體制的差異之外，大陸把美國作為國家實力追逐和超越的目標，並以此展開雄心勃勃的國家級計畫，讓西方認定北京具「新霸權」野心，是另一個主要原因。尤其大陸在國家綜合實力上日益壯大，更加深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的不安感。

但是，大陸崛起已是不爭的事實，這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必須面對的現實。

例如，日本官方近期一份報告指出，在被研究者引用次數最多的前10%學術論文中，來自中國大陸的論文目前已經位居全球第一，占比24.8%，高於美國的22.9%，2008年大陸只占7.6%，美國以34.9%的巨大優勢居首。該報告還發現，大陸的科研競爭力還集中在材料科學、化學和工學等5個學科，而這些學科恰好是關係到未來新科技、新經濟發展的基礎研究領域。

又如，此次WHO的6款認證新冠疫苗中，就納入了中國2款不同於西方技術路線的滅毒疫苗。

大陸這種「彎道超車」的改變速度，確實震撼了西方世界，也動搖了長期以來「以西方為中心」的世界秩序。除了讓西方感到畏懼外，也對大陸體制產生了更多的誤解，進而轉化為極富敵意的針對性政策。

例如自川普政府開始，以「抗中」做為選戰主軸，川普即不斷端出對中國的技術封鎖、人才禁令、精準制裁，此一趨勢在拜登任內也未看到扭轉的可能，但此反而激勵大陸更加領悟「自力更生」突破關鍵技術的重要性。這個現象說明，至少在科技競爭層面來看，中美兩國已經陷入「修昔底德陷阱」的預設行為模式之中，這必將給世界其他國家帶來「對抗」與「扈從」的選邊站難題，處於中美夾縫之間的台、日、韓及東南亞，已經出現不同程度的戰略糾結與政策選向。

若站在世界「共存共榮」的角度出發，依「要素稟賦理論(Factor Endowments) 」的貿易理論—-當一個國家擁有相對充裕的自然資源與生產要素，在貿易前，大量使用充裕的資源(即要素)，成本低廉而會令價格比其他國家低，因此，勞動較充裕的國家應多生產勞動密集的財貨，而資本較充裕的國家則應生產資本密集的財貨，生產之後出口以交換其他需要的進口品。此時，各國可透過貿易過程，享用更多的進口品，並改善生活物質條件。

但是，當「經濟」碰上了「政治」，一切「理性」都扭曲了：其一是川普對中的貿易戰、科技戰一發不可收拾、只有愈來愈賣力，其二是拜登為了鞏固民粹選票、承接川普的路線、也走不出囚徒困境。

而大陸以前只重視應用面的「彎道超車」、忽略了科技面的「基礎研究」重要性，在川普的當頭棒喝下，未來勢必傾全國之力進行「自主研發」，突破關鍵技術。以大陸每年近1100萬莘莘學子奔向大學狹門，再政策引領進入「工業4.0」，這個擁有全球最多工程師的大國，假以時日勢必走出自己方向，只是中、西方將走出兩套標準，而地球村也將區隔出二個平行村落，屆時大家又要面臨選邊站了。

只可惜，那遙遠的「人類命運共同體」願景，恐怕又要暫時束之高閣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