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陸「共同富裕」的寧靜革命
2home.co 楊惟婷
莫聽穿林打葉聲,何妨吟嘯且徐行。
竹杖芒鞋輕勝馬,誰怕?一簑煙雨任平生。
料峭春寒吹酒醒,微冷,山頭斜照卻相迎。
回首向來蕭瑟處,歸去,也無風雨也無晴。
——蘇東坡《定風波》
一、大陸近億人口「精准脫貧」
大陸「改革開放」導入了「市場經濟」的經營模式,激發了創新、創業潛力,也幫助了一部分人擺脫貧困,但是市場經濟也留下了後遺症,即加速擴大貧富分化,這也是世界各國皆面對的「兩難」習題。
「脫貧攻堅」是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對全黨訂下的重大政治任務,要求在2020年「所有貧困地區、貧困人口實現脫貧,貧困縣全部摘帽,一起邁入『全面小康社會』。」為此,中共全黨動員全國資源,展開各種形式的扶貧工作。
2013年11月,習近平總書記在湖南省湘西十八洞村考察時指出:“發展是甩掉貧困帽子的總辦法,貧困地區要從實際出發,因地制宜,把種什麼、養什麼、從哪裡增收想明白,幫助鄉親們尋找脫貧致富的好路子。”就在十八洞村,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「精准脫貧」方略。
2021年是中共建黨100週年,並於2021年2月25日舉行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,領導人習近平宣佈,大陸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,現行標凖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「精准脫貧」,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,12.8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,區域性整體貧困得到解決。
根據大陸國務院扶貧辦主任劉永富2020年3月的說法,大陸的脫貧標凖包括收入、「不愁吃、不愁穿」和義務教育、基本醫療、住房安全保障,其中2020年收入標凖是人均年收入4000元人民幣左右。
而「精准脫貧」是強調全面建成小康社會,讓群眾生活水平長期得到明顯提高,並以體現大陸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。
大陸脫貧攻堅戰取得全面勝利,是否代表大陸已經消滅貧困?
依大陸媒體《三聯生活周刊》評論稱,大陸目前的貧困線標凖還比較低;即使現有標凖下貧困人口全部脫貧,將來也還有返貧的可能,所以這並不意味大陸已經擺脫了貧困。
大陸政治學者吳強亦指出,大陸現在大張旗鼓地慶祝脫貧,實際上是以生存權和發展權來代替國際社會對中國人權的要求。
當然,大陸推動「精准脫貧」取得的成就,可對世界減貧進程作出重大貢獻,亦可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減貧發展提供典範,值得各國深入學習和借鑒。但習近平總書記也指出,“脫貧摘帽不是終點,而是新生活、新奮鬥的起點。”所以大陸脫貧之後,要接續推進鄉村振興,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。而其更高的理想,是推進社會邁向「共同富裕」的境界。
二、「共同富裕」是解決「貧富不均」的溫和藥方
「共同富裕」是近期大陸市場最熱門的話題。
過去大陸的「均富」政策是允許一部分人先富有,再帶動其它人一起富有,利用開放私企經營、獎勵勞動、勇於創業的方式,逐步拉升大陸人均所得。不過當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規模後,必定出現物競天擇的汰弱局面,造成「貧富不均」的現象逐步擴大,這與共產主義理念相背離,因此是需要校正。
目前「均富」概念被提起、強調,主要就是近年大陸衡量國民收入差距的「吉尼係數」,正處於全球偏高水準。
即使近幾年來大陸利用「精准扶貧」等政策,使得貧富「收入」差異有所縮小,但仍保持在 0.46~0.47 的水準,明顯高於全球平均水準的 0.4。尤其,2013年~2020年高低收入比的平均值為10.64,在世界各國中也是屬偏高。
至於在「財富」差距方面比收入差距更明顯。因為財富累積的效應,使得財富差距往往比收入差距更嚴重,這是全世界的通則。
大陸財富吉尼係數從2000年的0.599持續上升至2015年的0.711,之後降至2019 年的0.697,但在2020年新冠疫情衝擊下又再度上升至0.704。2020年大陸財富排名前1%居民占總財富的比例上升至30.6%。
總之,雖然近幾年大陸的基尼係數有所降低,但仍遠遠高於歐美,大陸財富不平等問題比西方國家嚴重得多。尤其大陸中產階級也逐漸成為夾心餅乾,收入成長落後於高、低收入族群。
為了控制收入、財富不均的問題,大陸第十次的中央財經委員會首度提到未來要「共同富裕」議題,啟動「第三次分配」。目的就是促進社會公平正義,推動大陸人民的全面發展,使中國人朝向「均富」邁進。
值得留意的是,此次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「共同富裕」的社會主義校正方式,與傳統共產主義不同,並不是一種齊頭式的富有,而是重點是放在「公平性」,並要分階段推進,讓人民邁向一個「共同富裕」的社會—-亦即維持企業公平競爭、勇於創新、獎勵勞動的模式,但提供一個高品質生活、福利更健全的社會架構。
大陸初次「財富重分配」是以市場經濟為主導的「效率分配」,目的在使生產要素總體貢獻最大化。
第二次「財富重分配」是政府在公平正義等國家價值導向下的強制性「稅收分配」。
而第三次「財富重分配」是在向善、為公、樂施等社會價值理念的引導下,在政策鼓勵下,由市場推動的「社會責任分配」。
從近期大陸推出的監管政策來看,即在踏出「共同均富」的第一步,很明顯就是要這些大企業先還富於民,減少民眾在網路上面被無意收取的不當費用。由此也可以看出來未來施政重點就是著墨在降低房地產、金融、教育、互聯網等企業的利潤和壟斷,藉此降低這些壟斷性企業過去對民生和實體經濟所產生的社會成本。
另一方面,監管政策也在全力避免「中產階級陷阱」的發生。在經濟朝向高品質發展中,促進國民共同富裕,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之間的關係,並分配調整社會資源,擴大稅收、社保、轉移支付等福利政策,以確實幫助需要幫助的族群。可見,「共同富裕」的目標即是重要的國家級戰略。
當然「共同富裕」也象徵大陸加速擴大內需市場,民眾在達到均富之下,消費力一定能提升,消費市場必定蓬勃發展,而大陸的國產品牌在民族主義高漲之下,一定有機會成為新寵兒。
正如巴菲特說過,他投資大陸企業不在意這些企業能不能走入國際,只要有14 億人願意買單就足夠了。
三、「共同富裕」從產業競爭角度,運用「反壟斷」政策促進產業均富
大陸中央財經委員會將「共同富裕」理念納入十四五計劃之中,外界直覺反應就是人民所得走向均富,縮小貧富差距。不過,「共同富裕」的另一層境界即維揀企業的公平競爭,大家都有錢賺,都能走向「共同富裕」社會。
解讀近期推出的「反壟斷」政策,大方向就是要促進產業「公平競爭、均富」的意味,透過維護市場「公平競爭」,要求大企業不能利用自身優勢,壟斷客戶大數據,將產業進入門檻拉高,進而壓抑中小企業生存空間。
最明顯的就是對互聯網產業的加強監管。這個產業過去的發展模式是,新創出一個商業模式,吸引大大小小科技公司在當中競逐,運用各式補貼、燒錢搶市佔,直到最後贏者全拿,之後消費者即任由宰割。從電商、團購、外賣、短影音、共享汽車、共享單車….等都是如出一轍。
在這發展過程中就出現產業亂象,最有名的就是「殺熟」及「二選一」。
「殺熟」指的是同樣的服務和產品,利用壟斷客戶大數據,卻用不同的價格賣給不同的客戶,用經濟學來說叫「價格歧視」。事實上,企業可以利用這個機制達到獲利極大化。例如阿里巴巴 (9988-HK) 等大型網科企業,常被市場批評利用數據、演算法等手段,影響用戶作出選擇。
至於「二選一」則是拍賣或是電店平台針對平台內商家提出要求,禁止他們在其他競爭性平台開店或參加促銷活動。
當大陸政府意識到上述的不公平競爭將拉大企業間的財富差距,也將扭曲經濟發展動力,導致社會資源朝向這些「大到不能倒的企業」集中,當然開始大刀闊斧整頓產業秩序。
例如在互聯網產業發展最輝煌就屬阿里巴巴和騰訊,兩者透過燒錢建立起的高門檻,使得兩家公司各自建立起屬於自己生態圈的商業帝國,大陸排名前30大的App 中,逾20個都來自兩家龍頭,而中小企業順我者昌、逆我者亡。
其實,大陸近期強調反壟斷的時間點除了「共同富裕」的戰略目標外,也是搭全球「反壟斷」的便車。
例如美國聯邦眾議院司法委員會旗下的反壟斷小組2020年10月就發表一份400 多頁報告,直言批判Google、蘋果、臉書、亞馬遜四大科技巨頭透過「致命性的併購」重創競爭對手。而過去 Google、英特爾也曾被歐盟以壟斷之因,開出天價罰款。
此種「反壟斷」的目的就是在保障中小企業以及產業的創新能力,以及防止資源被大公司壟斷。尤其,各國政府皆希望從「新經濟」的互聯網產業中拿回主導權,保障產業內的公平競爭及中小企業的生存權。
因此,從此產業均衡發展的角度來看,大陸推動「共同富裕」的理念即是一個社會主義精神的「產業均富」理想。
四、「共同富裕」是對內「區域均富」發展、對外「工業強國」發展
「共同富裕」的理念,是從民眾「財富均富」出發,再擴大一層來看就是「產業均富」。若從地理層面而言,就是對內「區域均富」發展、對外「工業強國」發展,走向「地理均富」。
以當今最重要的半導體產業來看,若可以讓大陸各區域的科技產業皆能遍地開花,即可達成「科技均富」,各地皆能搭上「共同富裕」的列車。
大陸最早培養科技產業是從沿海區域出發,起點是深圳經濟特區,之後到鄭州,內陸則是成都,連貴州的山洞皆能發展成雲端中心。至於上游的IC設計端則是杭州、上海、北京、深圳等城市位居前茅。
隨著大陸「全球代工」事業從紡織進步到科技產業,半導體就成為大陸政府的產業發展重點之一,因為大陸每年晶片採購金額更高於原油進口金額。
特別是自2018年起美國針對華為祭出一連串封鎖,從5G設備,到晶片製造的封殺,更迫使大陸將半導體產業發展放在首位。
目前大陸計劃投入10兆人民幣,「彎道超車」發展第三代半導體產業,規畫在「十四五」的最後一年,也就是2025年,大陸半導體產業要達到70%自給自足的能力,而2020年大陸這個比率只有約16%。而且這個16%的比率中如果以公司總部設在大陸的企業來計算,其實只有接近 6%,意思就是剩下10%是由在大陸設廠的國際企業,如台積電、SK海力士、三星、英特爾等貢獻。
所以姑且不論大陸半導體產業要達到70%的自給自足率是否包含外資在大陸設廠,但從16%在五年前提升至70%,這已是一件幾乎不可能的任務。
若依IC Insight預示,2025年大陸半導體產業自給自足比率可能只會來到20%,當中的因素與歐美國家的限制技術出口有關。
不過為了配合大陸中央政策,已有不少省份紛紛宣布興建科學園區,從事半導體產業發展,而現階段在大陸已經有超過160個科學園區,散佈在各地。
但大陸過去不斷投入大筆補貼金額刺激之下,大陸半導體產業的發展仍是有些收穫,例如成熟製程晶圓代工的中芯半導體,雖然無法與全球頂尖的代工廠-台積電、三星相提並論,但技術上的差距已經漸漸縮小。
此外,在半導體設備廠方面—-如中微 (688012-CN),在遭美國列入黑名單之前曾是台積電的設備供應商,顯示中微的半導體設備也是具備一定水準。
所以,整體來看,大陸半導體產業的成長仍是有目共賭,在「十三五」期間半導體產業的年均成長幅度約20%,是全球同期的四倍,似有鴨子划水之態。
當然大陸半導體產業仍在起飛期,後面還有一大段路要走,例如大陸半導體產業還有不少的困境要突破,如產能規模小、技術層次不足、缺乏相關生產設備等,再加上美國開始處處限制大陸半導體發展,使得大陸半導體技術要在短期突飛猛進更是困難。
但不可否認的是,大陸半導體實力是逐年與歐美各國在拉近中,這從地理層面上來看,也是大陸想在科技領域與歐美等國達到「均富」的另一個意念。
五、「共同富裕」是推進「環境友善」均富
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登高一呼的「共同富裕」理念,核心除了人、企業、區域平衡外,「環境」均富也在「共同富裕」的意象中。
亦即「共同富裕」的理念,是從民眾「財富均富」出發,擴大到「產業均富」。再從「區域平衡」層面,再擴大到「環境均富」。也就是在發展經濟過程,降低環境污染,走向「環境友善」均富。
大陸目前屬於已開發國家,重工業的發展仍是推動經濟成長的主要引擎之一。而發展重工業首選之地不是接近礦源、就是海運便利的地方,正如河北唐山就是大陸鋼鐵業的重鎮。
但發展重工業的地區與其它地區相比必定伴隨著高污染的副作用,因此要如何在經濟成長下減少環境污染,以達成「環境友善」均富,「技術創新」與「節能減碳」就是不二法門。此亦是大陸十四五計劃中的戰略核心之一,即是習近平主席推出的口號:「讓中國在2030年前達到碳達峰,在2060年前碳中和」。
大陸對改善環境有著急迫性,主要因為其佔全球人口數超過五分之一,碳排放量在全球名列第一,遠遠高於歐美兩國總和。根據數據顯示,2019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達到342億噸,當中大陸以98億噸的排放量排名第一,第二名的美國則是排放約50億噸,第三名的歐盟則是排放 33億噸。
另一方面,大陸2010年~2019年碳排放平均年增率為21%,與同期GDP增幅相比高出超過一倍,面對日益惡化的環境,極端氣候頻頻在大陸各地出現,如近期鄭州發生千年一遇水患,使大陸意識到「節能減碳」的重要性。
而在大陸積極推動「節能減碳」之下,綠能、電動車立即躍升成為國家扶植的重點產業之一。
在綠能方面,大陸為加強能源轉型,「太陽能、風電」均可納入補貼範圍。同時大陸財政部也推出2021年可再生能源補助資金預算,達人民幣59.54億元,目的是為了提升城市使用再生能源比重。
同時大陸國家能源局也提出2030年風電、太陽能發電合計要達到12億千瓦的目標,意味著大陸新能源產業年度新增裝機規劃將首度突破1億千瓦,而2022年新增的發電裝機量,也將較2021年6800萬瓦增加近8成。
根據中電聯數據顯示,未來10年大陸風電、太陽能發電合計年均新增規模至少要達到7200萬千瓦,才能實現2030年12億千瓦以上的目標。而「十三五」期間,大陸風電和太陽能年均新增裝機合計約為6263萬千瓦,反映出在「十四五」期間,風電、太陽能裝機年增率至少超過10%。
另外就是「新能源汽車」發展,大陸在「十四五」規劃中明確提到產業發展要聚焦新能源汽車等戰略性新興產業。在政策的推動下,大陸本土汽車製造商比亞迪、吉利、蔚來、小鵬等企業都開始針對新能源汽車的研發和製造積極佈局。
根據大陸「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規劃 (2021年~2035年)」中提到,到2025年大陸新能源汽車的銷售量占汽車總銷售比重要達20%。
從中汽協提供的資料顯示,2020年大陸汽車銷售量達到2530萬輛。若未來大陸汽車銷售量以每年6%(約等同於GDP年增率) 的成長率增加,到2026年大陸汽車新車銷售量約為3590萬輛。
若以2025年新能源汽車銷售量的20%來推算,即可達720萬輛,而2020年大陸新能源汽車銷售量僅為130萬輛,意味著五年時間大陸新能源汽車銷售將成長4.5倍之多。
這對於大陸整個汽車產業鏈無疑是一大利多,從三電系統 (電驅、電池和電控),再到充電、換電、馬達、發動機、傳動、煞車等零組件都可迎來新的商機。這汽車產業鏈再結合AI、5G、物聯網等產業,將打造出智慧城市,提升國民的生活品質,這從「環境」層面上來看,也是大陸想在透過科技技術,達到「均富」的另一個意念。
六、「共同富裕」是推進「教育平等」均富
大陸推出教育「雙減」政策,引起教改與資本市場震撼,但此也代表大陸教育改革進入深化期。
整頓校外補教業是此次教育改革的起手式,而如何強化公立教育體系、促進教育均衡,將是施政重點。從整治學區房亂象,到推動教師跨校、跨學區流動等近期推出的措施來看,一個更為公平的教育改革遠景正逐漸清晰。
1、補教機構、學區房亂象造成教育資源失衡
大陸教育資源分配不均衡的問題,長期而言對社會穩定不利,尤其補教機構、學區房亂象等教育不公平現象亟須整頓。
首先,依2020年的統計顯示,大陸義務教育階段的學校約20萬所,而校外補教機構總量高達40萬所,形成大陸中小學教育「雙軌」現象。
不僅如此,許多補教機構在學校搶生源,進行超前教學,嚴重衝擊學校教學規畫。一定程度上,教育變成家庭資源的「軍備競賽」,畸形競爭成為普通家庭的壓力來源,不僅損害教育公平,更帶來一系列社會問題。
其次,學區房亂象則與教育資源失衡形成惡性循環現象。
以北京16個市轄區為例,西城區、海淀區房價最高,與其優質教育資源的集中密不可分。統計顯示2020年北京大學入學考試共80位700分以上頂標學生,其中海淀區57人,占比71.25%,西城區有14人,占比17.5%。北京今年對這兩區執行了嚴厲的「多校畫片」政策,即一個小區對應多個學校,「買房」不再與「進入名校」畫上等號。
2、加強國民基本義務教育,應當是此輪教改的重心。
「雙減」政策是針對大陸近年「校內減負、校外增負」現象做出的重要部署。
事實上,在教育應試體制不變的前提下,一味強調「校內減負」,的確會造成「校外增負」效果,所以此次教育改革希望透過強化公立教育來破解。
望子成龍是華人社會的普遍現象,每位家長都希望給小孩更優質的教育資源,所以教育改革必須面對家長的期望。大陸正積極建立新機制,增加國民基本教育供給。如推動更多的教師跨校、跨學區流動,輻射優質教育服務;提升學校課後服務,以改變先前學生課後時間多被補教機構占據的現象;推進集團化辦學和城鄉學校共同體建設,整體提升學校辦學水準,加快縮小城鄉、區域、學校間的教育水準差距等。大陸未來應該還會發布更多政策,進一步促進義務教育的優質均衡發展。
3、優化評價才能對症下藥
健全評價體系也是此次教育改革的方向。考試固然公平,但「唯分數論」和「唯升學論」的極端化和絕對化,不利於學生的全面發展。大陸校外補教機構近些年來爆發式發展,與教育評價標準過度單一密切相關,正是分數需求催生了補教機構的野蠻擴張。改變教育評價機制才能對症下藥。2021年3月,大陸教育部等6部門聯合發布《義務教育質量評價指南》,希望能夠優化評價方式。
教育決定個人前途,教育制度決定社會階層流動的公平性,儘管大陸大學錄取率高達8成,但學歷主義盛行,名校的畢業薪資與名位遠遠高於普通學校,農村普通家庭出身的年輕人,考上名校是跨越階層、城鄉、地域的唯一途徑,因此把教育改革放在社會公平改革架構內思考,確有其必要。
快速變遷的經濟社會,讓民眾對未來的不確定性感到惶恐。俗話說,站在風口上的豬都能飛,父母都唯恐孩子錯過機會,面臨向「下流社會」沈淪的命運。布大陸家長爭相給孩子補習的最根本原因,就是不能讓孩子輸在起跑點,要抓住每一根浮木。
教育是百年大計,教育改革牽一髮而動全身,需要從上到下的系統規畫與重點突破。希望大陸這盤教改「雙減」大棋能展現釜底抽薪的規畫能力,不但可以學以致用,支援工業4.0升級培育出具創造力的人才,也能打破階層藩籬,讓社會流動更公平、國家可以長治久安。
七、一場沒有砲聲的寧靜革命正悄悄展開—-「共同富裕社會」
40多年前,大陸領導人鄧小平一句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」的號召,透過「經濟特區」試點,令大陸經濟得以迅猛發展。
大陸目前已有1058名億萬富翁,數量為全球之冠;但同時卻有6億人口的月收入不足1000元人民幣,貧富懸殊問題嚴重。
最近中共高層的北戴河會議結束後,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發出「共同富裕」的呼籲,矢志解決大陸「貧富懸殊」的決心,引起世人廣泛的注意。
8/17日中共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召開,主要議題即在討論促進「共同富裕」與防範化解重大金融風險兩大主題。
中央財經委研究的都是國家重大問題,並負責相關領域重大工作的頂層設計、總體佈局、統籌協調、整體推進、督促落實。這次會議公報釋放了很多關於「共同富裕」的重要資訊,受到各方高度關注。
此會議提出,要提高經濟發展的平衡性、包容性,加快完善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」體制。在收入上,要推動更多低收入人群邁入中等收入行列,壯大中等收入群體;加強對高收入的規範和調節,依法保護合法收入,合理調節過高收入;鼓勵高收入人群和企業更多回報社會。
當前,大陸已打贏「精准脫貧」攻堅戰,讓大陸近億人口擺脫了貧困線,全面建成小康社會,接著,就是要創造、壯大龐大中等收入群體,一起走進「共同富裕」的社會。
尤其此龐大中等收入群體,將能創造出全世界最大消費市場,亦即一個全球最大商機即將浮現,屆時全球各大品牌勢將傾全力策馬中原,一個屬於中華民族的「太平盛世」將騰空而出。
在此,要特別強調「共同富裕」不是傳統意念的「同等富裕」或「齊頭式富裕」,更不是社會財富的平均分配。正如中共中央財經委員會議所強調的,「共同富裕」是指全體人民的富裕,是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,不是少數人的富裕,也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,是要分階段促進「共同富裕」,除居民生活品質還需改善,精神文明和生態文明建設皆還有很大提升空間。
亦即,高品質「共同富裕」是要重點圍繞「兩高、三均衡」推進,即高品質發展和高品質生活,聚焦區域、城鄉、收入比較均衡。
大陸目前「城鄉」區域發展和「收入」分配差距較大,為此,要推進基本共同服務在城鄉區域之間優質共用,深入推進區域協調發展戰略,推進城鄉融合發展,不斷縮小城鄉區域發展差距,要完善先富帶後富的幫扶機制,不斷壯大中等收入群體,打造「橄欖型」社會結構,才能建立「共同富裕」社會。
以騰訊為例,在此次大陸政府宣布「共同富裕」理念後,騰訊立即捐出人民幣500億元,啟動「共同富裕專項計畫」,為鄉村振興、低收入人群增加收入、改善基層醫療體系、教育均衡發展等民生領域提供金援。
另外,8/24日拼多多 (PDD-US),拼多多公司也宣布,為推動大陸農業發展,董事會已批准設立「百億農研專項」,承諾將第2季與未來潛在獲利(約投入百億人民幣)發展大陸農業科技。
9/2 日,阿里巴巴響應共同富裕計畫,也啟動「阿里巴巴助力共同富裕十大行動」,計畫2025年前注資人民幣1000億元推動「共同富裕」,積極響應大陸領導人習近平此前提出的政策。
阿里巴巴將設立專門的常設機構,促進十大行動落地,行動將圍繞五大方向展開,包含科技創新、經濟發展、高質量就業、弱勢群體關愛和共同富裕發展基金。
關於具體細節,阿里巴巴計畫設立科技產業發展基金,推動低度開發地區的數位化建設、扶持中小微企業、助推農業產業化建設、為年輕族群提供創業扶持計畫與職能培訓、加強弱勢族群服務保護、提升基層醫療能力等。
阿里巴巴還將成立規模人民幣200億的共同富裕發展基金,推動共同富裕示範區建設,為大陸實現共同富裕進行探索示範。可以想見,未來網科企業必須要去適應逐漸強化的監管制度。
總之,推動「共同富裕」社會,是為了解決大陸貧富懸殊、產業不公平競爭的「財富重分配」、是兼顧精神文明和生態文明建設「再平衡」的政策倡議,其採取「合理調節過高收入,鼓勵高收入人群和企業更多回報社會」的手段。
值得一提的是,這並非「文革式」的清算鬥爭,而是「大國崛起」的未雨綢繆,亦即在「富國」的過程中、兼顧「均富」理念的推進,透過不斷壯大中等收入群體,維護社會安定、鞏固領導階層,畢其功於一役。當然,這也顯示出,目前席捲大陸的企業整改浪潮並不會僅局限於高科技行業。
事實上,大陸近10年來以民營科技企業之先行角色,已憑藉「網路新經濟」在14億人口市場中牢牢占據一席之地,並維持良好形象。當然這些壟斷性的龍頭企業在整改浪潮過程中首當其衝,造成龍頭企業的盈利會因此縮水,也對於未來私營經營環境滋生了困惑、危機意識,一時陣痛難免。
雖然目前龍頭企業的壟斷性縮水,部分還利中小企業,但其實未來市場大餅可做大,大家可共享市場、創造就業。尤其,未來國企、民企之間可能走向截長補短、「混改」蛻變,當然這均衡點的拿捏,是藝術、也是成敗關鍵,而「反腐」是重中之重?
或許,打造這種具「烏托邦」的理想社會,只有在大陸具儒家思想「天下為公」的底蘊下,才得於嚐試、實現,尤其「財富重分配」一直是「資本主義」無力承受的重。或許,具有中國特色的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」,未來能為「弱肉強食、物競天擇」的「資本主義」社會指引一條蛻變方向。
八、跋尾—-美國要如何面對大陸崛起的事實?
雖然北京一再強調無意取代美國成為世界唯一強權,但如同過去的「和平崛起」一樣,很難取得西方世界的信任。
中美走進「修昔底德陷阱」,除了東西方價值觀與資本主義、社會主義體制的差異之外,大陸把美國作為國家實力追逐和超越的目標,並以此展開雄心勃勃的國家級計畫,讓西方認定北京具「新霸權」野心,是另一個主要原因。尤其大陸在國家綜合實力上日益壯大,更加深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的不安感。
但是,大陸崛起已是不爭的事實,這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必須面對的現實。
例如,日本官方近期一份報告指出,在被研究者引用次數最多的前10%學術論文中,來自中國大陸的論文目前已經位居全球第一,占比24.8%,高於美國的22.9%,2008年大陸只占7.6%,美國以34.9%的巨大優勢居首。該報告還發現,大陸的科研競爭力還集中在材料科學、化學和工學等5個學科,而這些學科恰好是關係到未來新科技、新經濟發展的基礎研究領域。
又如,此次WHO的6款認證新冠疫苗中,就納入了中國2款不同於西方技術路線的滅毒疫苗。
大陸這種「彎道超車」的改變速度,確實震撼了西方世界,也動搖了長期以來「以西方為中心」的世界秩序。除了讓西方感到畏懼外,也對大陸體制產生了更多的誤解,進而轉化為極富敵意的針對性政策。
例如自川普政府開始,以「抗中」做為選戰主軸,川普即不斷端出對中國的技術封鎖、人才禁令、精準制裁,此一趨勢在拜登任內也未看到扭轉的可能,但此反而激勵大陸更加領悟「自力更生」突破關鍵技術的重要性。這個現象說明,至少在科技競爭層面來看,中美兩國已經陷入「修昔底德陷阱」的預設行為模式之中,這必將給世界其他國家帶來「對抗」與「扈從」的選邊站難題,處於中美夾縫之間的台、日、韓及東南亞,已經出現不同程度的戰略糾結與政策選向。
若站在世界「共存共榮」的角度出發,依「要素稟賦理論(Factor Endowments) 」的貿易理論—-當一個國家擁有相對充裕的自然資源與生產要素,在貿易前,大量使用充裕的資源(即要素),成本低廉而會令價格比其他國家低,因此,勞動較充裕的國家應多生產勞動密集的財貨,而資本較充裕的國家則應生產資本密集的財貨,生產之後出口以交換其他需要的進口品。此時,各國可透過貿易過程,享用更多的進口品,並改善生活物質條件。
但是,當「經濟」碰上了「政治」,一切「理性」都扭曲了:其一是川普對中的貿易戰、科技戰一發不可收拾、只有愈來愈賣力,其二是拜登為了鞏固民粹選票、承接川普的路線、也走不出囚徒困境。
而大陸以前只重視應用面的「彎道超車」、忽略了科技面的「基礎研究」重要性,在川普的當頭棒喝下,未來勢必傾全國之力進行「自主研發」,突破關鍵技術。以大陸每年近1100萬莘莘學子奔向大學狹門,再政策引領進入「工業4.0」,這個擁有全球最多工程師的大國,假以時日勢必走出自己方向,只是中、西方將走出兩套標準,而地球村也將區隔出二個平行村落,屆時大家又要面臨選邊站了。
只可惜,那遙遠的「人類命運共同體」願景,恐怕又要暫時束之高閣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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